延安时期，我党情报与保卫界涌现出三大侦察专家，分别是陈泊、陈龙与钱益民，其中，陈泊被毛主席称为延安的“福尔摩斯”，新中国成立后，陈泊曾担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等职务，但这位“福尔摩斯”却身陷“两陈案”的泥潭，最终以悲情的结局收场。

1909年，陈泊出生在海南岛的一个渔民家庭，五六岁的时候，陈泊就跟随父亲出海捕鱼，由于家境贫困，陈泊上了几年私塾就辍学回家，后进入海口琼南兴铁工厂当学徒工。

上个世纪二十年代，革命的烽火燃遍大江南北，身处南疆的陈泊受到革命的思想的熏陶，于1926年，在王文明、黎竟民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员，参加了攻打博鳌的战斗，由于战斗失利，陈泊被迫流亡海外，投奔在印尼开餐馆的舅舅。

在雅加达，陈泊与马来西亚共产党取得了联系，成为马来亚总工会纠察总队队长，并开始从事锄奸与保卫工作，与此同时，陈泊有了一个新的名字：布鲁。

在随后的一次刺杀行动中，由于自制炸弹意外爆炸，陈泊的脸部受伤，整个左手掌都被炸掉了，当地警方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定罪，只能将陈泊定性为“危险分子”解送出境，就这样，陈泊回到了国内。

1937年2月，陈泊离开西安来到延安，进入抗大学习，中央组织部发现陈泊在情报与侦查方面确实是一个人才，便任命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处任侦查科长。

在此期间，陈泊破获了一系列重大案件，逐渐打响了自己的名声。

比如说1939年国民党军统在汉中组建了一个训练班，训练了大批特务潜入延安搜集情报与进行破坏活动，陈泊通过侦查一举破获了这一重大案件，毛主席不禁感叹：

“这个布鲁，真是我们延安的‘福尔摩斯’。可惜我们只有一个布鲁，要是再来十个布鲁就好了!”

1943年，陈泊又破获一重大案件，即“假田守尧案件”。

田守尧原是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，在赴延安的途中与日军遭遇，不幸壮烈牺牲。

令人没想到的是，国民党军统竟派出一名特务假扮田守尧来到延安，当时，陈泊在翻看中央领导日常活动计划表时看到这样一条：6月22日上午10时，毛泽东主席接见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。

陈泊在看完田守尧的行程路线后，立刻向晋西北的八路军兵站求证，询问田守尧是否在此路过，却被告知田守尧从未在那里经过。

经过两个昼夜的查证，终于查清这位来到延安要被毛主席接见的“田守尧”竟是国民党军统派来刺杀毛泽东主席的高级特务，“假田守尧案件”的破获，让舆论哗然，国民党反共的面目被揭露，陷入被动的局面，也让陈泊这个“福尔摩斯”名气更大起来。

1949年10月，中国大陆最后一座重要城市广州获得解放，陈泊被任命为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，当时国民党在广州留下了大量潜伏的特务，在陈泊的领导下，经过半年的努力，成功肃清了这些敌特分子，广东省的治安形势逐渐好转。

不过，在肃清敌特的过程中，陈泊启用了大量旧敌特人员，这些旧敌特人员身上有很多不良嗜好，他们向百姓敲诈勒索，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。

1951年元旦刚过，陈泊和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坤就被逮捕了，随后，广东省公安厅与广州市公安局就进行了大捕大捉，20天内，先后有一千余人被逮捕，这就是轰动一时的“两陈案”。

1953年5月，陈泊以“丧失革命立场，包庇反革命、特务”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，1961年，陈泊刑满释放，可就在出狱的第五天，陈泊再次被军警抓走，送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管理局一个偏僻的上罗汉寺农场软禁。

十年特殊时期，陈泊被转移到沙洋农场砖瓦厂“监护”，1972年2月25日，饱受疾病折磨的陈泊在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离开了人世，时年63岁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，中央对“两陈案”进行了复查，得出的结论是：

原认定陈泊“丧失革命立场，严重地违法乱纪，包庇反革命”的罪行，不是事实，应以否定。因而对陈泊同志逮捕判刑都是错误的，系属错案，现予平反，恢复名誉。